词穷时代

我尚未适应这辆二手自行车的尖窄后座,也被剑桥镇那些弯弯绕绕的小路弄得晕头转向,没有一座教堂的尖顶提供明确的方向感。从Mill路上的车行到我居住的Clare Hall,不过几公里,我却骑了20分钟,问了两次路,还有两次停下稍作歇息,以缓解臀部不堪的疼痛。

我的书包里塞了1块豆腐、1条黄瓜、1袋豆芽、1瓶老干妈、3个苹果、1台黑色收音机,还有1本像是砖头一样重的《希特勒传》。在东方超市买东西时,我顺便逛了旁边的二手书店。这本九成新、845页的传记,只要11英磅,只比我的自行车锁多1块钱——一个帝国兴起衰落的故事,刚刚超过一条裹上塑胶皮的铁链。

收音机调到FM103的古典音乐台,把豆芽与黄瓜洗干净。一阵雨袭来,玻璃窗上满是饱满的、向下滚落的水珠。透过已变得朦胧的玻璃,眼前的一切像是17世纪的一幅风景画——绿树、草坪、天空,自然尚不是人类征服的对象,它提供秩序与宁静。

整个夜晚,除去把自己喂饱,再没有一件是必须完成的事了(就连这件事也可以漫不经心)。我可以听一晚的音乐,从巴罗克时代到伦敦地铁里的风格,从容地把这本希特勒传读上30页,或是从他的出生直接跳跃到1939年9月1日的波兰,今天距离欧洲人定义世界大战的开始正好70年;喝上半瓶从Marks&Spencer买的廉价红酒,或是仅仅盯着窗外发呆——雨停了,黑夜将至前的天空蓝得让人心醉。

自从3年前开始撰写这个专栏以来,我就不断被指责为一个生活在国外、拿英镑的人,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不断发泄幼稚的不满与愤怒,其实对中国一无所知。事实上,我绝大部分时间在北京的东西三环间奔波,倘若我的编辑愿意诚实地透露那笔“英磅”的数量,即使最尖锐的人也要承认,它实在不足以收买任何人。

写作这个专栏却是我最愉快的工作经历。我第一次体验到没有自我审查的写作的快乐,我可以直截了当地批评,不必小心翼翼地绕过敏感字眼。我知道,所谓中国人的智慧,大部分是在这绕来绕去中诞生和毁灭的。我见过的那些最富才华的编辑,都是深谙字里行间艺术的人,作为一个正直的报人,他们本能地想保持批评的态度,但是他们又担心过分激怒权力——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这种激怒总是滑向悲剧。他们发展出一种类比、隐喻和讥讽的艺术,小心翼翼在恐惧和原则之间寻找平衡。这精致的平衡,在一些方面令人极端敏感,却使另一部分大脑萎缩——我们不再能诚实和直接地说出自己所思所感。同时,因为我们被禁止去谈论一些事,这些事就像是性对于青春期一样,不断缠绕心头,以至于除去它,我们什么也不能想。

不是早已习惯这一景象了吗?在公共空间,我们看不到、听不到对政治体制与权力的批评,但在私下里,我们把所有的社会罪恶都推卸给这个体制。

一种浓烈的荒诞感,是此刻中国社会最鲜明的特征。极权体制不再威严如昔,也不再无孔不入,但它仍代表着足够的恐惧,而在过去10年中,它又代表着极端的富有和挥霍,它出手更阔绰,更可以不计后果地花钱,这钱多得似乎可以收买所有不同声音与力量。过去60年的中国,你可以看成一个国家统一、独立的强大的过程,也可以理解成社会瓦解和个人价值崩溃的年代。前30年,是政治运动和暴力行为,摧毁所有传统社会与内在价值观的过程;而后30年,经济则变成了主要的力量,它更温和、却也可能更深入骨髓,因为借助前30年代带来的真空,它显得更强大。

我们每个人又都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与合谋者。超过1亿人直接卷入了文化大革命,天安门事件后,整个社会保持了集体性的沉默……人们轻易地找到替罪者,拍一拍身上的尘污和鲜血,然后大步向前。这是中国社会的活力源泉,人们不沉湎于历史的伤痛,不为原则与价值问题困扰;这也中国社会的悲剧源泉,人们不断地改头换面重蹈所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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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被中国光怪陆离的现状弄得瞠目结舌的人们,有多少人意识到,其实我们正在收获自身制造的遗产——当所有信念和准则都被践踏之后,社会就变成了一个赤裸裸的丛林,力量上的强大与弱小,变得了唯一的准则。而面对失衡的力量时,嘲讽一切的犬儒主义,变成唯一的反抗武器。但是在嘲讽之上,又不可能生长出真正的意义,只有真正的意义,才是对抗荒诞和失衡的力量的方法。

临行的傍晚,我躺在朝阳公园北侧的一个新型购物广场的台阶上。那恼人的噪音从未远离,公园里大型游乐场传来的电子噪音,河畔酒吧里的台湾流行音乐,还有购物广场的广播台——各类打折信息、强迫症式的每个小时重播一次。人们如此恐惧安静,似乎担心一旦四周无声,你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内心——那其中原来空空如也。

谈不上兴奋,世界已经缩小如斯,你怎么好意思再为不过一年的旅程而忐忑难安。但内心深处,我知道仍对此不无憧憬。我渴望那种陌生人式的宁静和好奇心。

我知道自己陷入了思维的窠臼。看到中国社会种种弊端,你怎么压抑自己的愤怒和批评的欲望呢?但是,每当心平气和时,我又知道所有这些弊端,在其背后都遵循着同样简单的逻辑。中国的复杂性被过分夸大了,它其实一点也不难理解。只是因为卷入的人太多了,自身的历史太长了,人们太习惯于绕来绕去了,它才不断地重复自身,以至将毛线结成了一个死结。它或许是个巨大的毛线结,但它仍是毛线结。

这种陈词滥调让我自己不适,当我在键盘上又下意识得打出“专制”、“权力的垄断”、“价值的错乱”时,连我自己都开始反感自己。我找不出一种更精妙的表达方式了吗,我无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了吗?

如今,我有大把时间无所事事,重新像一个学生那样四处游荡,既在物理空间又在精神空间。剑桥的空气清澈,树叶的颜色多彩,倘若躲开游客区,总是宜人的宁静。再有一个多月,英国那让人丧气的冬天就要来临了,除去在房间里听音乐、喝茶、读书、胡思乱想,你什么也做不了,或许这个时候,我能找到描绘中国的新词语。或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不想谈论中国,中国一直在那里,她不会死亡,也不会立刻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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