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的诱惑 (三)

又一股“速成汉学家”的潮流到来了。他们不需要憧憬阶级斗
争与社会主义,而是要谈论商业和进出口贸易额,还要引用《论语》与《孙子兵法》的只言片语——它们模棱两可又意味深长。他们还有一种莫名的确信——中国将
再次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旧神话刚刚破灭,新神话就迅速到来。“中国的革命”仍在继续,它从意识形态转移到商业,从文革标语转移到GDP数
字。再没有人比美国人李敦白(Sydney Rittenberg)更能展现这种变化。

在一九八零年离开中国时,李敦白满是苦涩与幻灭。他
在中国已经居住了三十五年,是世界唯一的中国共产党外籍党员。他在延安的窑洞里与毛泽东谈论美国,也与周恩来相熟。他被中国革命深深地吸引,这里不仅有为
“人类的平等与正义奋斗”的理想,他也在这里找到了他一直渴望的归属感。

李敦白出生在美国南加州的犹太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出色的律师。犹
太人的身份令他对社会不公格外敏感。大学期间,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它给予他“纠正他周围充满的不公现象的希望”。接着他加入美军,学习中文,然后被派往
中国,是解决战后中国问题的美军代表团中的一位年轻军官。国民党统治区的丑陋、不公与腐败,令他心生厌恶,共产党的宣传品激起了他的向往之心。


周恩来的帮助下,他来到延安,认定这是个美丽的新世界——这里人人平等,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他也发现自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中心感,毛泽东对他倍感兴趣,
所有人对他特殊礼遇。

他找到了发挥才干的机会,他把外电翻译成中文,向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主张。他进入了斯诺、白求恩的行列,它是
国际主义者们对中国革命的援助,也是中国西北一角的脆弱政权对于外部世界的渴望。

美军的任务结束了,他留在了中国,西德尼·瑞腾柏格变成了
李敦白。但他的灾难也随着共产党在中国取得内战胜利而到来,一九四九年一月,作为帝国主义的间谍,他被投入监牢。

牢狱生活没有摧毁他的信
念,反而让他狂热。他相信这是党对于他忠诚的考验。六年后他获释,对他的指控被证明是个荒诞不经的错误。

接下来的十三年,他投入了新中国的
建设。他模糊地感受到这个国家正在遭遇的灾难:反右运动、大跃进、大饥荒,但他从未把这些灾难视为制度上的根本缺陷。况且,他的个人事业和生活正在节节上
升:他是北京的外国人社区的中心人物,是唯一可以进入中国官僚系统的外国人,他能阅读到普通人难以接触的红头文件。

他对党的政治忠诚也轻易
压倒了个人情感。当他的妻子与右派朋友交往时,他紧张不安,想阻止她。即使他对现状有少许不满,这种不满也在一九六六年时彻底消失了。文化大革命爆发,他
感到中国再度进入一个新时代,新中国的所有弊病都将在新的革命中一扫而空。他拥到毛泽东周围索要签名,在集会上挥舞着红宝书,高呼毛主席语录。南加州的美
国人穿着蓝色毛式中山装,是中国革命魅力的绝佳展现。

文革之火燃烧了中国,燃烧了他的内心,最终也燃烧到他的身体。他再度成为帝国主义间
谍,被投入监狱。这真是炼狱的时光,他熬了过来。一九七七年,他回到家中时,他的确变成了“社会主义新人”,让他忧心忡忡的的不是妻子与孩子,而是“社会
主义革命”是否失败了?

复出的邓小平再度给人希望。但到了一九八零年,李敦白的希
望似乎再次破灭了。当他试图为因西单民主墙而入狱的魏京生说情时,一位高级官员对他说,任何一个人想否定魏京生审判的公正性,都将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这个
政权看起来一点也没有变。他决定离开。

李敦白要返回美国的消息传出,一场挽留工作展开了。中国有关方面向他许诺:他可以出任全国政协委员,
可以有免费的医疗保障,可以随时出国……“名声、奉承、尊敬、各处的特殊待遇,如果我接受,就会永远放弃了个人独立”,他后来写道,“我不想生活在一个我
不再尊敬的体制的束缚中。”

李敦白的回忆录出版于一九九三年,这又是两个中国之间的转变时刻。不吝于用子弹与坦克对待自己人民的中国仍在。
四年前夏天的一个夜晚,李敦白住在北京长安街旁的两个女儿,不得不整夜趴在地板上,密集的子弹穿过窗户,射到了墙壁与天花板上。但另一个中国也再度诞生
——它是全球最诱人的市场。这一年,入主白宫的美国新任总统比尔·克林顿试图用“建设性接触”来融化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用贸易来消解政治。


敦白的新生活也正依赖于此。在西雅图,他开设了自己的咨询公司,是日渐密切的中美贸易的连接点。他在中国的政治关系网络上,如今流淌着信息、金钱与产品。
中国人与美国人都需要他的经验与智慧。他驾驶着最新款的宝马,倾听他对中国的分析的客户名单中,包含着这样一串名字:微软、英特尔、戴尔、宝丽来……


业中国的形象迅速地覆盖掉政治中国。李敦白的新角色也日益显著。他经历的残酷革命,正成为另一种浪漫,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触,则是餐桌上兴致盎然的闲
话。“从毛主义到微软的长征”,人们这样描述他的一生。

而在中国,对他的记忆则已另一种方式到来。二零零六年,他的回忆录在中国出版。题目
从《A man stay
behind》变成了更煽情的《红幕后的洋人》,像是另一种宫廷回忆吗?他关于魏京生、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记忆,他对中国的质疑,不管多么轻微,都被删除
了。中国正在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它们都是“不和谐”的声音。

二零零九年十月,他坐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厅里,充满自信地讲述自己的岁月和
对毛泽东的看法,像是对自己青年岁月的另一次怀旧。他是最后的历史见证人,谁能质疑他的感受与观点?他在北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讲话,年轻一代的西方记
者们洗耳恭听,像是探知到了中国的秘密。

李敦白不是“速成的汉学家”,但倘若你以为他那过分丰富的人生经历,能赋予他一种特别的洞察力,则
是另一种一厢情愿。

李敦白批评此刻的中国人丢掉了灵魂,批评中国共产党丧失了使之成功的法宝;他谈论西藏时感慨:“为什么一个国家可以有这
么好的外交政策、对台政策,却有这么糟的民族政策”;他仍然相信中国可以建立一套更好的民主制度——“因为美国民主是完全被金钱控制的”。


似乎一点没变。那个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和这个满口嘲讽的商业顾问,从未意识到中国内在的逻辑是什么。一九四五年时,他意识不到在延安表面的平等与朴素之
下,有着多少暴力与不公。一个信徒只选择看到自己相信的东西,对于现实视而不见,在“拯救人民”的名义下,他对于人民从来毫无兴趣,一个关心“社会主义实
验”有甚于妻子和朋友的人,又怎么真会关心具体的人?五十年后,他意识到昔日狂热的可笑,他变得足够狡猾,再不愿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他仍旧对中国人的真
实境地,毫无兴趣。他只迷恋自己的个人经验。三十年前,他对魏京生入狱感到愤怒,但他现在对刘晓波入狱却再也没有精力和心情感到愤怒了。也有可能,他一生
的命运都与中国紧密相联,中国变成了他身份的一部分,他的痛苦与荣耀都来自中国,他因此无法否认自己一生的意义,他再度变成了另一种腐化的俘虏

但谁能逃脱这种腐化的力量?李敦白回到美国之后的十年里,
西方知识分子普遍盛赞中国,相信这个政权已经改变。只有西蒙·雷斯仍在强调“这个政权从未改变”。天安门事件爆发了,它果然从未改变。在不久后的一篇文章
中,西蒙·雷斯预言说,西方人将再次淡忘血案,政客与商人们将迅速到来,以促进改革的名义,重新恢复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而中国的这个政权也将继续生存下
去。

不论是李敦白,还是约舒亚·拉默、约翰·奈斯比特、托马斯·弗里德曼、马丁·雅克,中国只是他们的幻想之物:中国是对美国霸权的挑战,
是十三亿消费者的黄金市场,是一场黄祸,是致命的权力诱惑,是对西方的制衡……

人们总是生活在对别人的想象中,但倘若这想象丧失了基本的价
值判断,则往往会变成历史的污点。人们不仅赞扬过苏联,也大声为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喝过采——他们能让德国与意大利运转起来,至于犹太人的命运,谁又在乎
呢?道德意识被遗忘、被遮蔽、被交换。

在此刻对中国的想象中,道德意识也陷入了沉睡,中国被赞叹,但中国人的真实困境却消失了。也像从前一
样,这些赞叹者在自己国家里所习惯的自由、民主、人权,在他们描写中国时被自然地屏蔽了。中国人要么是革命的材料,要么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他们从来都不是
丰富的个体,从来面目不清。鲁迅的愤怒与嘲讽值得重新一提:“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
国人的肉的!”


们终不能制止别人的想象。在我列举了那么多外来者对中国愚蠢与不诚实的例证后,我不得不承认,我们对自己又何曾诚实过?正是因为我们不断地自我欺骗,我们
才如此热衷于别人的愚蠢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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