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的诱惑 (二)

   在苏联崇拜的所有的替代者中,毛泽东的中国扮演着最值得期
待的角色。它所激起的幻象,不仅来自于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更来自于它的古老历史。

人们再一次惊
呼资本主义的末日,但社会主义并没有他们想象得那样美好。西方受困于石油危机、经济停滞,苏联则食物短缺,它大量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小麦。即使有着如此广
袤的农田,苏联的农业仍难以生产出足够的粮食。那些赞叹莫斯科的地铁票从不涨价的巴黎人,不知道苏联的土豆价格一直在上涨。他们在人造卫星、核弹头、战斗
机、钢铁制造上表现出的不可阻挡的力量,却不能给自己的人民提供足够的生活必需品。苏联其实是一个“低度发展的超级大国”。

对共产主义苏联
的幻想,都是荒诞不经的。它宣称人人平等,却创造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它说无产阶级拥有了国家资产,但官僚系统才支配一切;它要全面的解放人,结果是对
人的全面禁锢;它声称带来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共同富足,但只创造了一片荒原……


使苏联“国家富强”,也没有表面看起来那样强大。“我们落后于领先国家五十至一白年,我们必须在十年中赶上它们”,斯大林在一九三一年说,“[它需要]一
个坚实的党把所有的努力都统一到一个方向。”它成功了,斯大林实现了沙皇时代无法实现的政治与军事胜利,苏联变成了世界第二强大的国家。成功却是建立在惊
人的代价上的。苏联农业的普遍萧条和大饥荒,为重工业提供了资金;数百万的流放者成为现代奴隶。成功也注定不可持续。“共产主义国家的增长率显著,却没什
么特殊的魔力”,保罗·克鲁格曼后来写道,“产出的迅速增长缘于投入的迅速增加:劳动力的扩充,教育水准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在硬件设施上的大量投资。”
苏联的经济增长,建立于它的政治动员能力、对种种成本的压低,它将随着投入的减少而放缓。它的长远的代价同样惊人:环境受到惊人破坏、几代人的头脑陷入停
滞、整个社会分崩离析、自私、冷漠与虚伪四处蔓延。历史上只有很少的时期,人的尊严受到如此的践踏。人们最初期望一个强大的国家,能保护他们,给予他们尊
严,却发现制造了一个吞噬自己的怪兽。

局外人不知道,或许也无法真的相信这一切。苏联是一个信息的黑洞。西方报纸上充斥着危机的字眼,自我
批评、自我揭露是多元社会的持久的现象之一。但在苏联的公开信息上,读不到危机,反而充斥着成就与欢庆。代价可以被轻易地原谅,最深层的困境,也只是另一
个暂时的障碍,它将迅速被克服,未来总是一片光明。斯大林的暴行只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小错误,在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你不能不打掉鸡蛋就做成蛋饼。而到了
六十年代后期,很多人甚至准备重新恢复斯大林的名誉。人们只能猜测这信息黑洞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前,很少有人真的意识到,这种体制已经难
以运转。

对于西方的左派来说,现实是一回事(即使他们知道),信念却是另一回事,人们没兴趣用现实来修正既成的看法。随着真相的日益显露,
最初真挚的情感与信念,不可避免地衰竭,最后变成了某种身份确认。七十年代的法国左派们,他们与其是真心赞扬苏联,不如说是在掩饰历史伤口。这也是反美情
绪的一种延伸,他们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心怀深深的不安(它在盗走拿破仑的昔日荣耀吗?),他们也不愿意相信苏联的背叛者的叙述,觉得那是冷战阴谋的一部
分,很多人觉得索尔仁尼琴描述的古拉格群岛不过是另一种夸大其词。

  苏联的神话不如昔日耀眼,一些新的替代者却正在出现。纳赛
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曾让整个中东兴奋难安,更让反殖民主义的西方知识分子们称赞。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曾让不少人欢呼雀跃,而越南共产党也激起过很多人的
普遍同情。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便是这些同情者中最重要的一位。

倘若苏联是历史视线中的新恒星,它所发出的耀眼和持久的光芒,昭示着另一种
可能性。那么,上述国家则像是行星,它有着与恒星相似的内在结构,但光芒更微弱,而激起的是同情。它们都是反殖民浪潮的先驱者、是帝国主义的挑战者、是寻
求公正的弱小者、受害者。它们内部的杀戮、恐惧与压迫,都掩盖在这个角色下了。

在所有的替代者中,毛泽东的中国扮演着最值得期待的角色。它
所激起的幻象,不仅来自于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更来自于它的古老历史。不仅是知识分子,政治家与普通公众,也都亢奋不已。

“速
成的中国学(Instant Sinology)”,比利时人西蒙·雷斯创造了这个词汇,讥讽那些毫无常识与原则的中国问题专家们。

六、七
十年代的西方充满了这样的人物。他们是记者、学者、作家,有的在中国居住多年,更多的仅仅是短暂的旅行。他们写出或长或短的作品,他们对于一个“革命的中
国”赞叹不已。

比起一个被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大公司的科层制度腐蚀的西方,中国是另一个乌托邦。毛泽东追求平等,推行教育、医疗的平民
化。“中国工人的购买力绝对比法国工人少,他们的工作条件也差,工作的时间更长,一周只有一天休息、没有带薪假期,他们的住房条件也比我们差很多……但问
题不在于绝对的比较,而是相对比较。比起社会的其他成员,中国工人的地位要比法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工人们高得多。就工资而言,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挣得比一
个医生、教师或是政府官员更多。”一位法国经济学家写道。他没兴趣继续追问一句,为什么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要比一个工人挣得少?

“文化
大革命”更充满了浪漫,古老的中国到处是灿烂的文化、到处是光辉的革命。甚至费正清都这样写道:“毛主义者的革命,就整体而言,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经
历过的最好的事。”他们很少会相信,这是一场上层的权力斗争与下层的无政府的混乱结合的灾难,不仅没有一点点“文化”,还是反文化的。

中国
不仅是伯克利、巴黎、柏林、东京的反叛青年们的灵感之源,也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模仿的榜样,从游击战术到医疗、教育体系、再到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都给一
些刚刚独立的国家以鼓舞。中国也竭力推广自己的模式,既证明自己取代了莫斯科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也期待这些第三世界的阶级兄弟能支持她重返联合国。


泽东与尼克松的会面,令中国变得更为时髦了。尼克松与基辛格迷恋毛泽东无上的权力,没有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能像他这样率性而为,半人半神似地统治着世
界上最大的国家,公众只是他手中的道具。中国也是他们重塑世界秩序的个人野心的见证者和合作者。左派们继续执着于中国的革命理想。即使对于那些从不支持
“红色中国”的人来说,中国也散发出新的魅力,中国与美国是共同对抗苏联的盟友。在这种新眼光下,一切都合情合理。

“[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我们看来,被绝大部分中国人所
支持……昔日的政权失败了,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地用经济安全取代了贫困,用秩序替代了无序,用大众的正义取代了对大众的压迫,用力量取代了物力,用民族
骄傲取代了屈辱。”一个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在访问中国后写道。著名记者詹姆斯·莱斯顿则相信“他们正在很有意识地生活着,重建着自己的国家,也重建着自
己”,甚至单调的装束都别具风采,“女子绝对没有化妆,虽然她们养育着世界所有民族中最庞大的人口,但多少隐藏着自己的胸部。同今天西方世界的暴露性时装
相比,她们的服饰很纯洁,很一致而又古老,但这里包含着一种巨大的美和风采”。

政治的混乱、经济的崩溃、社会的压抑、个人的绝望,他们对这
个真实的中国毫无感知,沉浸在被中国官方体贴安排的旅行中。哈里斯·索斯伯里在一九七二年五月认定,文革的混乱已经结束了,一种新精神已经到来。比起他在
苏联所见——年轻人盲目崇拜西方、追随西方的流行文化——中国人则表现出自尊,“他们站起来了。他们有自尊和尊严”。

你可以说,他们不是真
正的中国专家,从未认真学习过中国的历史与政治,即使他们亲身来到中国,也只是浮光掠影地旅行,旅程又是被精心安排的,走同样的旅行路线,会见同样的人,
没人会对他们敞开心扉,就像一位美国人所说,“中国的每一个人——从走出厨房来接受我们称赞的厨师一直到总理——说话时用的词汇完全一样”。这个精心营造
的中国,像是三十年代前苏联的另一个翻版。

但那些真正的中国专家呢?西蒙·雷斯提到了韩素音与罗斯·特里尔。韩素音是半英半中的混血儿,从
中日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她见证了现代中国的命运,从宋美龄到周恩来,她都与他们相熟。她用英文写作中国题材,是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作家。在为世界描绘的中
国中,她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人类的大跃进”,并且促进经济发展,红卫兵则行为良好,富有民主观念,江青则尽其可能减少暴力的发生……


斯·特里尔则是一位公认的汉学家。他的一系列对中国的描述不仅在英语世界畅销一时,他的《毛泽东传》的中文版至今仍是最受中国人欢迎的传记,销量超过一百
万册。罗斯·特里尔没有写出韩素音式的谎言,但西蒙·雷斯发现,罗斯·特里尔也从未揭示出中国的任何真相。罗斯·特里尔是个诙谐、敏锐的观察者,中国被他
描绘成陌生和奇特之地,即使他目睹到种种残酷、虚假和不公,他也不想描述,更不做道德判断。“有娱乐性,但不要富于争议;回避一切可能带来困扰、激起不安
或带来不愉快的话题;取悦每一个人,”西蒙·雷斯这样评价特里尔的风格,在他的看来,特里尔的《毛泽东传》的献词再好不过地展现了这种风格:“献给今日一
些国家渴望的领袖天才,也同样献给那些想摆脱领袖神秘感的普通人”。所有伤痛都在这献词中被一笔带过,领袖与人民都是对的,没人要为历史承担责任。倘若社
会主义要求它的艺术家们删除作品灰色、负面的情绪,只表现斗志昂扬,罗斯·特里尔进行了类似的自我审查。他的语调和结论总倾向于乐观,以至于忘记追问逻辑
关系。在评价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时,他说新政权“养活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工业产值每年百分之十”,它取得了“三十年的社会进步”。即使我们不去追问大饥
荒的真相(在三年内饥饿而死亡的人口甚至比八年中日战争还要多),一个至今仍常被混淆的逻辑是——这四分之一的人口是自己养活了自己,也养活了这个政权,
而不是倒过来。农民们在参加“忆苦思甜”的活动时,自然地回忆起“三年自然灾害”——他们的记忆里没有比这更苦的时光了。它也不缘于“自然灾害”,而是狂
热政策的后果。

在解释西方知识分子憎恶法
西斯、却原谅共产主义的原因时,让-弗朗索瓦·勒维尔用了这样的比喻:
“在他们眼中,法西斯政府是家族里的黑羊,它选择了错误的道路,背叛了文明,让文明蒙羞,而斯大林政权被视作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奇特生命:如果这些人愿意相
互残杀,这是他们的事。”

黑羊的比喻倍显冷酷,却很可能是事实。俄国来自东方,人们认定它有着被残暴所左右的传统。而比起高加索人,中国才
是真正的东方。它更遥远、神秘,更象另一个星球。尼克松曾感慨说,二十年来前往中国的美国人比前往月球的人还要少。所以,中国的残酷性,也更容易被接受。

西
蒙·雷斯发现,尽管包若望的回忆录《毛的囚徒》、陈若曦的小说《尹县长》是对毛泽东时代真实的揭露,但它们没引起西方的重视,中国人正在遭遇的痛苦被淹没
在中国的另一个形象中了。他们对中国的乐观判断基于这样的逻辑:中国真的不同,我们对它采用另一个衡量标准;中国有它的问题,我们也有自己的问题,我们无
权指责他们。

西
蒙·雷斯是那个年代的异类,他是中国文化热烈的追随者,翻译过《论语》,沉醉于中国的山水画,他在一九五五年来到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其激动不已。
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地转变。一九六七年,他居住在香港,看到了顺珠江漂流而来、又被海水冲到岸边的尸体——他们是广东武斗的丧命
者。他与逃到香港的中国人交谈,阅读中文报纸,逐渐了解到中国的真相。一九七二年,他作为外交官在北京生活了半年,这段经验再次验证了他对中国的这个判断
——这是世界上最富压迫性的政权。在其他的外来者纷纷感慨中国的“中新精神”与“新的中国人”时,他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是一项使地球上最聪明的人民沦
为白痴的庞大工程”。几年后出版的《中国的阴影》一书像是中国文人画的疏离与乔治·奥威尔的犀利的混合体,西蒙·雷斯在这本书中压抑不住自己对这个政权的
愤怒。他的观点却被西方左派广泛地质疑。

“很显然,它是反共的知识分子时尚,尤其是针对第三世界时”,一位美国学者投书《纽约书
评》,“……这种欧洲知识分子的倾向至少可以上溯到黑格尔,他用东方专制主义形容中国”。难道中国不是正处于东方专制主义吗?与其说西蒙·雷斯是黑格尔的
传人,不如说更接近孟德斯鸠的怀疑精神……

Advertisements

Leave a Reply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Connecting t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