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警惕“石头摸上了瘾,连河也不想过了”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1月9日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报告称,既得利益集团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绑架改革,是“转型陷阱”的主要症状。

  “在今天,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可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被搁置,政治体制改革尚未进一步推进。”

  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今天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改革中途,“不想过河”

  在新的世纪走完10年后,国内的观察家说“中国社会的气质正在发生变化”;有人则认为改革已经终结,已经死亡。“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最新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目前流行的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认为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

  而这份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主笔撰写的报告指出,中国现在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上述两者,而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这就如同在一幢烂尾的大楼中,人们简单装修一下就搭灶做饭,娶妻生子,也俨然成为一片天地。”

  报告认为:“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但现在看,一个渐进式改革的国家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渐进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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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国家没有存在的必要

所谓天作孽,犹可存;自作孽,不可活。中国即将发生的巨大金融灾难和目前正在发生的股市灾难,的确与这种流氓文化有关。大家想想看,美国爆发战后最大的金融危机,股市下跌也不过百分之十几,可现在中国一天绝大多数股票就下跌百分之十。越南股市下跌百分之六十就被认为是震动世界的金融动荡,可中国股市同样下跌超过百分之五十,却认为十分正常。美国投资者赔钱不过十分之一,政府就全力救市,越南投资者赔钱超过一半就引起整个世界关注,而中国投资者赔钱又何止一半,去年到现在多数股票下跌超过三分之二,却没有任何人承认更无人呼吁关注中国股灾。为什么?因为美国股市和越南股市下跌是大家都赔钱,唯独中国股市下跌只有老百姓赔钱,既然只有老百姓赔钱,自然就没有人关注了。之所以只有老百姓赔钱,是因为中国同一张股票具有不同的价格,国家一个价格,企业一个价格,外国人一个价格,中国老百姓一个价格,期间相差十几倍,比如中国石油,外资购买价格是1块多人民币,中国百分之一运气好的人抽签价格是16.7元人民币,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平均购买价格是三、四十元,至于那些通过国企私有化改革到手的法人股(大小非),干脆就没花钱。银行类也是这样,兴业银行股票的外资购买价格是2元多人民币,国内百分之一老百姓抽签价格是16元,百分之九十九中国老百姓的购买价格是四、五十元。也就是说,只要中国石油股票不跌到一元钱,兴业银行股票不跌到2元钱,外国人就不会赔钱,可是一旦跌到这个价格,中国老百姓早就死了几个轮回了。本国老百姓购买本国股票的价格是外资购买价格的十几倍几十倍,这是包括非洲在内的任何国家都没有过的现象,也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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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对于天朝的评论

国家拿几十亿造大飞机。弄了半天发动机还是进口,这也就罢了。还要吹嘘有自主技术产权。现在想想,中国人太可怜了。美苏40年前玩过的航天比这要先进的多。我们弄了个小对接还歇斯底里的使劲吹B。现在的中国。满马路跑的是日,美,欧的汽车。国人脖子上挂的清一色的日本数码,海上钻井平台没有一个中国制造的铁。高铁的轨道螺栓每套几十美圆进口,甚至我们造不出一台完整的,如此普及的家用计算机。平板显示器日,韩霸占中国市场。天上飞来飞去的都是麦道,波音。拣了个二手淘汰航母到现在都没弄明白。不知道我们还有什么资格整天在胡说八道。仅以上这些,我们每年就要花掉几万亿甚至更多的美圆进口。这些还不值得深思吗。国内在轰轰烈烈的打击假冒。事实上。剽窃仿造是惯例。中国人为什么拿不到诺贝尔。国产电影为什么被好来乌拒之门外。因为我们习惯了粗制乱造,我们习惯了剽窃。更大的顽疾是应付上级,下面报上去的材料,本来是一。到了中央,这个材料就变成500了。我们的一些专家整天躺在蔡伦造纸,火药。指南针的功劳簿上发呆。今天说是孔子的后代。明天说是李白的嫡系子孙,还因为争潘金莲的故乡打破了头。北京人吹牛B的时候往往说“我是正黄旗”电视上买的假药。央视这样的大媒体广告不是酒就是酒。我们还能不能弄点新鲜的东西出来。好象中国人都泡在酒缸里生活。“社会名流”“专家”整天在电视上胡说八道。出演毛泽东的演员,在另一套节目里推销假药。在医院门口修了几年鞋。居然跑掉电视台成了养生专家。电视的综艺节目全民搞对象。也不管你是通缉犯还是已婚,都可以上去露露脸,混个脸熟。奇形怪状的衣着。歇斯底里的嚎叫成了最流行的音乐。自己的孩子光着脚上学。却捐献欧洲富国校车。细一打听,人家的人均GDP是我们的十几倍。今天是几万亿办奥运,明天在弄几万亿办世博。后天再买上万亿美圆的美国垃圾国债。而我们的股市20年原地踏步文丝不动。股票在流动,国家在收税。上市公司在圈钱,把股民玩的不亦乐乎。官员被停职。没几天换个地方照样坐太师椅。贪污几百万判个十年八年的,弄点钱疏通疏通,没几天保外就医了。小偷如果偷了几百万。估计枪毙的时候,挨一梭子子弹都不解渴,身上不打出马蜂窝来才怪。改革了这么多年了。回顾一下,真觉得很悲哀。

世界向左转中国向右行

香港东方日报发表的短评

当今中国最深厚的悲剧根源:悖逆世界发展潮流,距离人类文明越来越远。回顾30年来的发展轨迹就会发现,中国在悖逆世界文明的道路上越滑越远,甚至已经滑出了人性所能容许的边缘和极限。
  ——就社会组织法则来讲,整个世界都在向扶弱制强、劫富济贫的人性法则回归,这已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法则;可是在中国,却是持续30年强制推行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兽性法则,把一个拥有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变成了野蛮血腥的魔兽世界。
    ——就社会政治体制来讲,整个世界都在由传统的精英统治向大众政治转变,自然法取代社会法成为最高法律,公众立法取代精英立法成为基本程序,法律开始成为道德良知驾驭的从善工具;可是在中国却完全颠倒过来,少数精英随意操纵的社会法把自然法踩在脚下,法律不讲道德的口号响彻云霄,公众立法被称为是法西斯大民主,法律完全成为作恶的工具,不仅仅是某个集团作恶的工具,甚至直接称为某些人作恶的工具。以往社会的法律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并未成为极少数个人直接作恶的工具,像现在这样法律成为少数个人直接作恶的工具,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就财产占有制度来讲,整个世界演变的基本历史顺序是:私有化——国有化——社会化,资本的社会化已成为世界大潮,社会公众不再仅仅是生产主体,而是越来越成为投资主体和财富占有的主体;可是在中国,所有制的演变顺序却颠倒为:国有化——私有化——官有化,在公有制被摧毁的废墟上成长起来的并非是传统的私有制,而是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官有制怪胎,与公有制相联系的左派和与私有制相联系的右派,同时被官权踩在了脚下。
    ——在分配制度上,随着大众经济的发展,整个世界财富分配越来越向劳动者倾斜,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超过50%,发达国家超过70%,刚刚恢复元气的俄罗斯同样是经济增长的70%落入了老百姓腰包;可是在中国,2006年全国工资占GDP的比重居然下降到10%左右,即便如此,还通过财税体系进行反向转移支付,把穷人的钱集中起来送给富人,在已经是负利率的情况下,仍然对穷人征收利息税,而对洋人实行免税,对富人实行退税。把中国经济变成了洋人经济和官人经济,被世界银行概括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富人增长模式。
    ——在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上,整个世界都在推广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公费医疗、免费教育、福利住房和社会养老等福利保障制度,医疗、教育、住房、养老四大福利制度,已成为世界公认的文明社会的基本底线,九十年代末俄罗斯在经济已经彻底崩溃的绝望情况下,都没有取消这四大福利制度,美国这个全世界最仇恨社会主义的国家,都要拿出财政收入的70%用于这四大福利制度;可是在中国,免费的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社会福利,被列为极左路线的一大历史罪行给改革掉了,作为对推翻旧的三座大山的历史报复,又把中国人民重新压在了新的三座大山之下(由于现在的老人还有毛**时代留下的多子女照顾,人们还没有感受到穷愁潦倒的晚年凄凉,所以只是把医疗、教育和住房称为三座大山)。
    ——就民主权利来讲,整个世界正在由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转变,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正在成为现代人权的基本内容;可是在中国,随着对大民主的声讨和镇压,社会大众越来越被排除在民主之外,民主完全变成了精英集团内部的一种闺房游戏,只有在公众视野之外才能尽情嬉戏。未来历史学家将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这一代中国人的高超智商:把允许**自由看作是极左专制,把禁止自由看作是伟大民主。自由不仅是除当今中国之外全世界所有国家劳动者的合法权利,甚至是连驴骡牛马等牲口都具有的基本权利,可是在中国居然成为违宪重罪。把**自由列为违宪重罪的理由,是**自由属于极左路线,**自由是否属于极左路线暂且不论,即便退一万步真的属于极左路线,也不能成为把老百姓变得不如畜生的理由。
    ——就精神生活来讲,整个世界在平等友善、崇尚真美的道德和宗教旗帜引导下,人们越来越向简朴高尚的生活方式回归,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光辉正在撒向整个世界的精神天空;可是在中国,物欲泛滥的恶臭不仅淹没了最后的人性,像有毒奶粉有毒药品等行为甚至突破了最野蛮的兽性极限,对理想主义的最高评价就是”傻逼”,”爱国贼”竟然成为爱国主义的代名词,中国的精神堕落超越了所有宗教关于末法时代最恐怖的预言和想象。
    ——就社会关系来讲,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整个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最大特点,就是贫富对立逐渐弱化,社会矛盾趋于缓和,社会关系越来越和谐;可是在中国,原本和谐统一的社会被撕裂为贫富两个极端,富人对穷人的掠夺和仇恨,已达到无以复加的极端境地,贫穷不再仅仅是一种生存状态,而成为穷人与生俱来的滔天大罪,穷人更是成为富人眼里最不可饶恕的天然罪犯,无休止地疯狂发泄对穷人的无比仇恨,已成为当今学界媒体取悦权贵富豪的一大生存之道,胡**主席为化解阶级对立提出的和谐社会发展道路,正在被富人的疯狂仇恨彻底堵死。
    不过,眼下最让中国人着急的还是在目前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的与世界背离现象。目前”世界向左转中国向右行”的背离发展还仅仅是一个次要方面,更为主要的背离现象是中国经济正在开足马力为美国救市。世界金融危机唤醒了经济民族主义,世界各国都在努力筑堤自救,可是唯独中国正在悄悄地为美国牺牲自己。对于现在的美国来讲,最大的压力不在于金融机构的破产,而是美元信用的破产,一旦用废纸般的美元换取别国主要是中国廉价商品的游戏被终止,美国的通货膨胀就会立刻火山般爆发,美国老百姓就会立刻陷入此前难以想像的贫困境地,金融危机就会立刻由虚拟经济波及到实体经济领域,并且在美国民众愤怒声讨下演变成社会综合大危机。所以美国最需要的就是中国继续为美国生产廉价商品,让中国用已经极其匮乏的子孙后代的资源去继续换取废纸般的美元。本来,资源换取美元的惨烈后果已经唤醒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盼望着能够借此机会把中国经济转变为内需经济,让流血流汗辛苦了几十年的中国老百姓也享受一下发展成果。可是,让13亿中国人欲哭无泪的是,中国经济的庞大齿轮再次奏响了美国华尔街的福音:继续用信贷和税收两大政策刺激出口企业发展,用中国的廉价资源压住美国物价,维持超越中国人40倍的美国高消费生活水平。同时,为了平衡国内富人的利益,动用国家机器和公共资源托高房价,维持国内富人的暴利产业。如此一来,洋人和富人都在喜笑颜开,就在此刻,电视里传来了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高度赞扬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勇于承担责任的兴奋声音,不停地大声赞扬”中国接受了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所承担的责任”。可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却听得冷汗直流、手脚冰凉。要知道,迄今为止,所有遭受金融危机波及的美欧国家,无一不是虚拟经济的危机,无一遭受到丝毫实际资源的损失,唯独中国,全世界唯独中国,正在面临着残酷的资源和环境危机,如果再把这最后一点儿资源也调往美欧国家,那最后我们自己、我们子孙将凭借什么生活呢?
    我多么希望听到的不是鲍尔森兴奋难耐的高声赞扬,而是暴跳如雷的大声指责,甚或是可怜楚楚的低声请求。可是电视传来的依然是鲍尔森那兴奋难耐的高声赞扬,以及那高声赞扬背后掩藏着的千万中国股民的绝望哀号和亿万百姓的失望眼神。

奥巴马:我们为什么要上学

弗吉尼亚州,阿林顿市,2009年9月8日

嗨,大家好!你们今天过得怎么样?我现在和弗吉尼亚州阿林顿郡韦克菲尔德高中的学生们在一起,全国各地也有从幼儿园到高三的众多学生们通过电视关注这里,我很高兴你们能共同分享这一时刻。

我知道对于你们中的许多人而言,今天是新学期的开始,尤其是初入园、初入校的新生,更是你们在新环境中的第一天,难免会有些小小紧张。还可以想象有些即将面临毕业的高年级生,现在的感觉一定不错。当然不管你是几年级,有些同学可能还希望现在继续处在暑假中,可以睡懒觉。

能理解这种想法。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印度尼西亚住了几年。我的母亲没钱送我去当地都是美国孩子上的学校,但她认为让我紧跟美国教育是很重要的,于是由她自己教我。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但是因为她必须工作,能教我的时间也就只能是在凌晨4点半。

你们可以想象,早起不是件乐意的事。很多时候,在餐桌边,我就睡着了。但是每当我抱怨时,母亲就只是给我一本书,然后说:“伙计,我也没空去野餐。”

有些人仍在调整心态以适应新的学习生活,之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是有些非常重要的话想要告诉你们,有关教育和对新学期的期望。

迄今为止,我作过很多有关教育的演讲,也多次提到了社会责任性。

我提到过教师的责任是鼓励学生和促进他们学习。

父母的责任是确保你做你该做的事,完成你的作业,而不是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来看电视或玩xbox。

政府的责任是建立好标准,支持教师和校长的工作,扶持那些较弱的学校,让失学的孩子得到他们应有的。

但是退一万步讲,除非你们完成了你们的责任,除非你们关注那些学校,除非你们注意到那些老师,除非你们听从父母,祖辈或是那些通过努力获得成功的长辈,否则即使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杰出的师资,最有支持力的家长,最好的学校,一切都不会有所不同。这就是我今天的讲话核心,你们每个人对教育的责任。

我想从你们每个人对自己的责任讲起。每个人都有擅长的事情,每个人都能贡献些什么。所以你有责任发现自己的长处是什么,而学习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发挥的机会。

也许你会是一个作家——能写书和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但是如果你不完成英语课上布置给你的英语论文,你又怎么发现自己的才能?也许你会是一个发明家——可以设计出下一代iphone或是新药甚至是疫苗——但是如果你不完成自然课上的作业,你又怎能知道自己的潜能?也许你会成为市长,参议员或者最高法院大法官——但是如果你不参加学生会或辩论队,你又怎么了解自己的长处?

不管你将走上怎样的道路,我敢保证你都需要接受教育。你想成为医生,教师或是警察?护士,建筑师,律师还是军人?这任何一个职业都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才能够胜任,你不可能中途退学然后找到一份好工作,你必须得到相关培训和相关教育。

学习并不仅仅对你的生活和将来是重要的,它对整个国家的未来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美国的未来就在你们身上。你们今天在学校所学关系到我们国家将来是否会遇到极大的挑战。

你们需要利用在自然课和数学课上学到的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去攻克癌症和艾滋病;需要在历史课和社会学上学到的洞察力和决断力去对抗贫穷、饥寒、犯罪和歧视,使国家更公平和自由;需要在所有课程里学到的创造力去开办公司解决就业问题和发展经济。

我们需要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去发展自己的天分,技能和智慧,这样你们才能帮我们这群老家伙们解决大难题。如果你们不那样做,如果你退学了,那你就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事,还牵涉到你的国家。

我知道,要学得好,并不容易,很多人现在还有一些困难以致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上去。

我明白那样的处境。我父亲在我两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我们,母亲一人抚养我,还得拼命工作付账单,因此不能总是给我其他孩子有的东西。那也是我最想有个父亲的日子,那段时间里,我感到孤独和离群。

因此,我无法集中注意力学习,我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而且陷入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那时的生活很容易就会变得更糟。

但是,我很幸运,得到了修正的机会。进入了大学的法学院,并一步一步实现我的梦想。我的妻子,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她也有类似的经历。她的父母都没上过大学,而且也不富有。但是他们工作努力,而她勤奋学习,因此她能进入这个国家最好的大学。

也许有些人并没有这样的条件。也许你的生活中并没有给予你所需支持的长辈,也许因为家人失业了而没有足够的钱来生活,也许你住在一个不能给你安全感的地方,或是你有一些朋友,唆使你去做些不该做的事情。

但归根结底,你生活的环境,你的样子,你从哪里来,你有多少钱,你的家庭怎么样,这些都不能成为你不做功课和不好好上学的借口。与老师吵架,逃课,退学都是没有借口可言的。不去尝试也是说不过去的。

你现在的处境并不能决定你将来也是这样。没人能决定你的命运,因为在美国,你要自己谱写自己的命运,你的将来由你自己创造。

……

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号召大家确定一个学习目标的原因,去做每一件让你更接近目标的事情。你的目标可以很简单,比如做完所有的功课,专心听讲,或者每天多花些时间来看书。也许你决定参加课外活动,或是参加社区的志愿者。也许你想保护那些因为外表或身份而遭到他人讥笑和欺负的小孩子,因为你和我一样相信,所有的孩子都有权利得到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也许你想更好地照顾自己,这样才能为学习做更充分的准备。

不管你的目标是什么,我希望你们去做,去真正地付诸于行动。

我知道有些时候你们会从电视里得到这样的信息,即使不努力也可以变得有钱和成功,比如成为歌手,篮球明星或是电视名人。但更大的可能性是,这几种,你一样也成不了。

事实是,成功是非常艰难的事。你不可能喜欢所有的课程,你不可能和所有的老师合拍,不是所有的作业看起来都和你现在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你不可能,也不必要在第一次尝试时,就获得成功。

这些都没什么。一些最成功的人同时也是失败次数最多的人。J.K.Rowling, 哈利波特的作者,她的第一本哈利波特在正式出版之前就被拒了12次。而迈克尔乔丹被从高中篮球队踢了出去,因此他错过了他职业生涯中的上百场比赛和几千个投篮。但他曾经说过:“我的成功源自于我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这些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明白,你不能被失败打倒,你必须从失败中学习,如何在下一次做出改变。因此如果你陷入困境,那并不意味着你是倒霉蛋,那只说明你要加倍努力来走向成功。如果你成绩不好,那并不代表你很笨,只说明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学习上。

没有人生来就是天才,只有熟能生巧。你不会在接触一项新运动时就进校队,你也不会在第一次唱歌时一点不走音,因此你需要练习。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学习。你也许要做好几遍才能答对一道数学题,你也许要读好几遍才能读懂一篇文章,你一定要打好几遍草稿才能完成一篇可以上交的论文。

不要害怕问问题,不要害怕在你需要的时候请求帮助,像我每天都在请求他人帮忙。求助于人不是弱者的象征,恰恰相反是强者的特质,因为这说明你有勇气承认你在某方面的无知,而这能帮助你学到新知识。所以找一个你信任的人,父母,祖父母,老师,教练或是咨询师,让他们帮助你达到你的目标。

当你挣扎,当你怯懦,甚至当你觉得大家都放弃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放弃你自己,因为当你放弃你自己的时候,你也就放弃了你的国家。

美国梦跟那些遇到困难就放弃的人无关,只记载着那些勇往直前,努力奋斗,为了国家拼尽全力做每件事的人们。

在250年前和你们坐在同样地方的学生,引领了革命并建立了这个国家;在75年前和你们坐在同样地方的学生,克服了经济萧条并赢得了世界大战,还登上了月球;在20年前和你们坐在同样地方的学生,成立了google,twitter和 facebook,改变了我们的交流方式。

因此,今天我想问问你们所有人,将来你们会有怎样的贡献?你们会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你们会有什么新发现?20,50或100年后,从你们当中走出的总统会怎样评述你们对这个国家所做的一切?

现在,你们的老师,你们的家庭,还有我都在竭尽所能去为了确保你们能够受到所需的教育而去面对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努力为你们提供学习所需的教室,书本,设备和电脑,但是你们也要完成你们的学业。因此我希望所有的人能在这一年认真起来,花最大的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每个人都有进步。不要让我们失望,不要让你的家庭失望,不要让国家失望。更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让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

阿拉伯人对中国媒体的十万个为什么

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社长 伊扎特 

提笔写这篇小文,我很犹豫,之前我很多次写到中国媒体,但我认为还有更多的问题比这更值得我和大家在这里交流讨论,但是今天我不得不再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谈,欢迎大家拍砖交流。

当前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我更愿意把它称为变革,因为对社会本质的改变要远远重要于革命本身——完全可以被看作是阿拉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千零一场革命”。在这场波及到所有街道,动员了老少妇孺的历史性运动中,阿拉伯人得到了正义的支持,却被中国媒体误读了。

阿拉伯革命作为一起全方位多层面的变革,本身就是最具价值的新闻。而现在,伴随着阿拉伯革命的发展,中国媒体的报道方式也成为了各国媒体和网民的焦点。一家外国媒体刊登的《中国媒体的鸵鸟政策》一文就指出,大部分中国媒体的报道集中在实际的冲突以及西方是如何“攻击”利比亚的。与之相比,对于卡扎菲的政权是如何分裂的,利比亚长期以来的政治现状以及为什么如此多的民众对统治者不满等这些利比亚本身面临的政治问题的分析却寥寥无几。

每一次看中国媒体对于阿拉伯革命的报道,我感觉我的血压会升高,我的肾上腺素会分泌加速。同事建议我减少阅读中国报纸的频率,“总看这个对身体没好处”,然而玩笑归玩笑,我没有办法改变。看中国报纸已经成为我每天必做的事情,明知有害却叫我欲罢不能,就像抽烟和喝咖啡一样,成了积重难返的“坏习惯”。当然,这种“害”不是说中国媒体本身,而是他们看到阿拉伯问题的立场对民意的一种刻意误导。

我不理解一家媒体花那么多钱做那么周密的准备派自己的记者到危险的利比亚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这个记者每天对着卡扎菲的电视台为国内做同传,那这种新闻在北京不能做吗?这不是在浪费金钱吗?中国记者在连线中不断强调大部分利比亚人都支持卡扎菲,难道那些整日聚集在广场和街道上的反对派们都是天外飞仙(或者中国媒体也像卡扎菲一样,认为这些示威者是“老鼠”)?中国媒体告诉我们卡扎菲的部队如何如何将反对派击溃接连收复失地,却不告诉我们替卡扎菲杀掉他的人民的有几万杀人不眨眼的外国雇佣军;它们告诉我们利比亚人都享有免费的医疗保险,却不告诉我们卡扎菲在长达42年的统治时间里在利比亚建了多少所医院;告诉我们的黎波里的人民对卡扎菲上校感恩戴德,却不提在这个每天出口160万桶全世界最昂贵的石油的国家,600万平民每人能分上几杯羹。所谓大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民众国,无非只是张空头支票。

另外,之所以大多数阿拉伯人接受了多国部队对利比亚的空袭,无非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是希望借助多国部队的军事干预给代表阿拉伯民意的利比亚反对派留下最后一条活路。然而中国媒体误解了,轰炸开始之后,原本不关注阿拉伯革命的中国媒体瞬间亢奋起来,俨然成为一个坚定地反霸权主义斗士。对于“1973号决议”的断章取义,对于破坏停火协议的双重标准,对于外国雇佣军的缄默不语,对于空袭原因的刻意误读,让懂得综合各种信源了解真相的中国观众很快就意识到了中国媒体的立场与口径——只强调西方空袭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鲜少报道卡扎菲对人民凶残横暴的镇压和屠杀。

我注意到一位中国记者把卡扎菲和萨达姆作比较,我个人认为这两个人是没有可比性的。萨达姆下台近10年,他的幕僚如今或早已毙命或身陷囹圄,却很少有人对他提出批评。而如今卡扎菲的官员我们几乎一个也见不到了,不是临阵倒戈就是被卡扎菲扣押,能跑的都跑了,就连卡扎菲最值得信任的外长穆萨·库萨也转道突尼斯向英国投诚。中国媒体或许不知道它们的故意失误已经被网友发现,在CCTV援引利比亚电视台的报道称利比亚前内政部长尤尼斯没有叛逃(利比亚电视台当时播放了几年前尤尼斯与卡扎菲在一起的画面造假)之后不久,尤尼斯就出现在半岛电视台辟谣,表示自己已经加入反对派阵营,然而后者没有进入到那些中国主流电视台的新闻,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中国的学术界和媒体常常夸大所谓革命领袖的作用,卡扎菲也就光荣地成为了“被受益者”之一,甚至有人把卡扎菲的《绿皮书》同中国的红宝书相比。然而如果你足够了解阿拉伯社会,你一定会做出相反的结论,《绿皮书》早就成了利比亚,甚至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大笑话。卡扎菲在书中的言论不但与他实际的执政方式不同,还经常自相矛盾令人费解。谁都不知道卡扎菲为了将这不呕心沥血的著作翻译成全世界各种语言——包括一些我们根本就没听说过的语言——这一工程花费了多少钱。这本书中国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过这本书的中文版,我在这里不再多提,大家可以自己查阅。特别是他关于男女有别的言论,我敢保证,这些言论给你们带来的快乐不亚于时下最流行的段子。

按照我的理解,全面报道一个事件是媒体的责任和义务。媒体应该所见所知即所报,不管这些信息是否符合你的价值观。利比亚电视台可以作为一个信源,通过它你可以了解的黎波里和卡扎菲阵营的情况,但这绝不是唯一的信源,班加西的反对派也是人,他们也是这场冲突的重要当事人。而我所看到的事实是,中国媒体的记者每天活跃在的黎波里的宾馆和大街小巷,跟着卡扎菲的手下到他们安排的街道、医院、学校参观采访,他们的LOGO时常出现在手持卡扎菲画像喊着口号的的黎波里大妈面前,而在反对派大本营重要的发布会上,你很难看到他们的身影。

信源与信宿,或者说媒体与受众是以信息为纽带联结在一起的,因此信息的可靠性和客观性就成为了衡量媒体公信力的标准。媒体不是教师爷,它只是一个行业,一个承担着信息传播义务的行业。然而,每每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中国公共媒体在第四权力上所发挥的作用远远逊于网络和自媒体,那些懂得获得多种信源并将它们解构吸收的受众,它们会同时通过网络来了解利比亚的局势。有些敢于挑战官方媒体权威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他们所传播的信息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比如老榕,据我所知,在这次阿拉伯革命中,十七万中国网民通过他的榕通社观看了即时的网络直播,一些中国人已经不再满足于从单一的信源获取信息,这直接导致的结果是中国人在利比亚战争中的立场再也不像从前的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那样统一了。这一方面归功于网络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反思中国媒体不断沦丧的公信力。

中国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按道理来说,中国媒体理应在国际舞台上具有与之等同的地位和影响。但遗憾的是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声音并不存在,我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就是中国媒体缺乏自身的公信力。在国外,公信力就如同媒体的生命力,没有公信力的媒体最终会走向倒闭,当然中国媒体就不会有这样的担忧。据我了解,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了450亿人民币推动中国的主要媒体向国际扩张的方案,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但问题是,这些媒体在国内得不到信任,怎么能在国际上受到尊重? 埃及、也门等国的官方媒体已经成为了鲜活的例子,正是由于它们的内容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因此这些媒体也间接地为独裁者的下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埃及革命期间,埃及电视台为了号召广场上的示威者回家,每天的天气预报就是“今天特别冷,很可能下雨”,还有一个流传于解放广场的笑话辛辣地讽刺了埃及电视台,在周四晚上埃及电视台的节目播放完毕后,主持人微笑着向观众道别,“今天的节目全部结束了,我们明天星期六见!”,这无非是为了防止愤怒的埃及人在周五休息日将革命推向高潮。这些失败者的教训值得所有媒体反思。

我们承认中国目前面临着很多内部的挑战和外部的威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中美关系可能会经历一段复杂的时期,摩擦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媒体得不到自己民众的信任,那么要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

媒体都喜欢给自己贴上客观、中立、平衡的标签,但这些信条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媒体要迎合受众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要站在人民的一边,要站在正义的一边,因此在很多情形下媒体无法做到中立。

我们已经通过中国的媒体同行看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比如在利比亚东部,中国记者已经成为了不受当地民众欢迎的对象,我本人对这种事情感到忧虑。不谦虚地说,几年以来,为了能够让阿拉伯世界的民众用阿拉伯的眼睛,不通过第三方去认识、了解中国,我个人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当我看到中国媒体用这样的报道破坏我们所共同建立起的信任时,我同样感到痛心。

我们感谢中国媒体对利比亚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否被侵犯的关切,但是我有很多理由怀疑这种关切的目的是不单纯的。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对于卡扎菲屠杀平民的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对于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军事侵犯,它们从来没有表达出同样的关切。就好像的黎波里的平民的人权是人权,班加西和巴勒斯坦的人权就如粪土一般,这和西方国家在人权方面的双重标准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我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关于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的也门数百万民众示威游行的新闻,这些人要求总统萨利和下台的诉求就不需要被关注吗?诚然,也门和巴勒斯坦没有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中国在这两个国家也没有太多的经济利益,但我以为石油和自由不止差一个三点水。也门虽然没有石油,但这里地扼红海要冲曼德海峡,每年两万多艘货轮从这里通过,约占世界商品贸易运输的8%,石油运输的 12%;南部的亚丁湾则紧邻世界海盗中心索马里和吉布提,因此也门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

中国媒体不愿承认在阿拉伯国家所发生的是革命,这一点我可以理解。我并不因此感到焦虑,因为我知道他们早晚要承认。中国媒体经常把阿拉伯革命称为动荡、动乱或者街头政治。我能理解稳定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我以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稳定也要静中有变,毕竟丑化别人的形象并不能达到美化自己的作用。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媒体始终不肯将发生革命的这些国家承认为“阿拉伯世界”,这一点让我不能理解。这些国家的统称,不是中东,也不是西亚北非。我不需要多解释这几个地理名词的概念和来源,但是我想强调“中东”和“西亚北非”都是西方国家创造的带有严重殖民色彩的名词,原因是他们要保持阿拉伯世界的分裂,不愿看到这些国家成为一个整体,就像他们当年亲手比着尺子对这片土地贪婪地瓜分一样。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官方也不断强调中国与阿拉伯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国政府已经承认了阿拉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在各种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中阿之间也建立了中阿合作论坛这样的长效合作机制。在我和中国百姓的交流中,我也能深切感受到中国人对于阿拉伯团结的期望。在出租车上,当司机问到我的家乡时,我已经习惯于不说出我的国籍,而说我是阿拉伯人。以前每当我说我是巴勒斯坦人,司机总是无厘头地把我当成巴基斯坦人,殊不知这两个国家相差千里。有一次我告诉司机我是阿拉伯人,司机一句话直截了当地说,你们阿拉伯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团结。这个普通百姓一句话正中要害,无疑是向我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我当时不服气,很想反驳他说,你们中国人也不太团结。但他的话是事实,忠言逆耳,我无法否认。我同时跟他说,我们的人民都很团结,不团结的原因是我们的那些总统和当权者,也就是你们中国媒体通常把他们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那些人。当我正准备告诉他,现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爆发了革命,并且已经在团结的道路上走出了第一步的时候,我已经结账下车了。后来我开始担心,在中国的媒体上,或许他不会看到这些消息。

伊扎特 2011年4月15日

自由民主万岁!(真正的权利必须来自人民,而非军队警察这些暴力执行单位)

直到周五夜间,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才出现在埃及人面前。这一天,埃及全国范围内要求他下台的混乱和大规模抗议活动愈演愈烈,而美国的压力似乎每一小时都在增加。

掌权已30年的埃及总统神情忧郁、明显疲倦,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平息自周二开始的愤怒的全国性抗议活动。实际上,他的主要(事实上也是唯一的)让步是,解散他手下的政府,这个政府由一位负责经济管理、对政治几乎没有影响力的技术官僚领导。

毫无疑问,穆巴拉克相信,让现政府成为替罪羊将为他赢得时间。他很可能正试图坚持到9月总统大选之时。

分析人士周六表示,本周席卷开罗和其它大城市的抗议活动已确定,这将成为穆巴拉克统治的最后一年,他没有机会连任,他的儿子贾迈勒(Gamal)也没有机会接班。他们辩称,问题是穆巴拉克能否再坚持几个月。

的确,周五夜间,埃及国家电视台发布了一项意外声明:穆巴拉克任命情报主管、最高外交特使奥马尔•苏雷曼(Omar Suleiman)出任副总统。

长期以来,穆巴拉克一直不愿任命副总统,引发有关其儿子的猜测。此举似乎由军方推动,作为一个折衷方案。

此举似乎是要让埃及人放心:贾迈勒不再可能继任,但它引发了有关穆巴拉克自己命运以及军队是否打算确保苏雷曼接班的问题,苏雷曼是一位能干的解决问题老手,但算不上支持民主的人士。

随着抗议者数量在周六大幅增加,笼罩在埃及的气氛表明,该国正接近终局。警方从街上消失,军队部署在各个地区,但没有阻止抗议者,数万人在开罗集会,亚历山大港也爆发了类似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

早些时候,有关穆巴拉克与军队不和,以及他急于为他承诺的新政府找到人选的传言在开罗流传。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报道称,穆巴拉克的两个儿子——贾迈勒和阿莱(Ala’a)及家人已抵达伦敦。

对于很多埃及人而已,该国已开始进入过渡期,军队及其意图(尽管仍相当模糊)成为焦点。

在抗议活动中扮演了角色的政界人士之一乌萨马•萨尔瓦多(Osama el-Ghazali Harb)表示,从关键的一方面来看,苏雷曼被任命为副总统是重要的,在警方正从街上撤退、政府正经历改组之际,此举填补了一个正在扩大的权力真空。他表示:“他的任命对于制止无政府状态、抢劫商场和商店的行为以及我们今天看到的攻击行为都是重要的。”

然而,他补充称,这并非解决埃及危机的办法,也不会被人民所接受。

早些时候,各派政治力量和公民社会团体曾准备发布一项声明,强调这场危机唯一可被接受的的结果是彻底变更政权。各反对团体还试图组成联盟,以便与军方谈判。

伊斯兰反对组织——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的官员希尔米•贾扎尔(Hilmi Jazzar)表示,本周,埃及只剩下两股力量:军队和人民。尽管他表示,他的组织在与军方合作,但他明确表示,真正的权力现在必须来自人民,而非军事机构。他表示:“军队再也无法从人民手中夺走权力。”

世界潮流浩荡,去除陈腐败坏,新生取而代之

世界范围内的新民主革命又开始了,从突尼斯的总统逃亡到埃及坦克出动镇压民众,独裁政权真的是最后歇斯底里的挣扎了,可是命运就是这样,尤其是对于邪恶的独裁政权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反人道反人类的统治造成成千上万的民众生活于非常人的环境中,并且精神思想受到更为严重的残害,但是无论如何世界是公平的是趋于好的方向发展的,无论过去多少看似强大的社会主义政权都被这民主的历史潮流所淹没,东德,前苏联在最近20年内都完全或部分民主化了,就连以前古巴现在也大步的进行着他们自己的民主化进程,总而言之一切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希望全球民主化尽快完成,希望这一天早点来到,因为我看到了独裁的结束就在眼前,让我们一起欢呼这一天,也让我们继续欣赏独裁的最后挣扎,因为总有一天作恶的人会为他们所做的恶事付出代价,或许也会被原谅因为大家需要用包容来接受过去,虽然很痛苦,但是以暴易暴并不会将丑恶阻止,也许本身就是一种对丑恶的延续,还记得89年的学生浪潮吗,还记得当时开向人群的坦克吗,还记得曾经的美好祝愿吗。好像在史记中度过这么多一段话,一个朝代创立时的方式就是自身被结束的方式,用暴力开创就会被暴力征服,自从周文王讨伐商纣以来,每一次朝代更替都是战争,虽然文王被后人称为圣人,但是他所使用暴力获得权力开创新的朝代仍是算帝王而已,再往后的帝王已经一代不如一代了,等到社会坏到最底端的时候就会否极泰来开创新的世纪。

当“小皇帝”们长大之后

以前曾经写过一篇有关80后和小皇帝之间话题的文章,但是我的那一篇属于民众的生活感官文章,这一篇金融时报驻中国北京首席记者写的是更加宏观的角度来审视我们这计划生意造就的第一代已经成人的当下生活现状,并且给予了性格生活所处环境等分析,非常好的文章,所以转发到我的博客里面,给大家看。

中国的年轻人得不到什么好评。在最常见的说法中,他们是
“小皇帝”、“自我的一代”——出身独生子女家庭,娇生惯养,不关心政治,只对跑车、视频游戏和出自设计师之手的商品感兴趣。在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上海旗舰店,每到周末,等待进店的顾客排成长龙,年轻女性耐心等候在绳子圈起来的队伍里,仿佛她们要进的是最红火的、新开张的夜店LA
Club。

然而,“自我的一代”开始要抗争了。对房价不断上涨的不满正在升温,加上近期汽车制造厂及其它工厂发生的罢工,均折射出中国年轻
人的期望越来越高、却又不时落空。他们想要从生活中得到的东西,比父辈所梦想的还要多。这个现象可能给中国的未来造成各种各样的后果。

关于
近两个月发生的罢工,人们有许多不错的解释,包括工人工资过低,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导致加入劳动大军的年轻人减少。但是,世代的变化也在产生影响。中国人常
常说起他们“吃苦”的能力。这有助于解释他们为何能够挺过上世纪混乱而贫穷的境况。然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人,是在较为普遍的繁荣中成长起来
的,即使是在贫穷的农村地区。

20年前,对于在城里工厂打工的许多农民工来说,往乡下境况困难的家里寄钱就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如今他们把工
厂看作个人事业的一部分,是迈向城市生活的第一步。上网让他们增长了见识;2008年《劳动法》的出台,增强了他们的个人权利意识。

经济学家谢国忠(Andy
Xie)在《财新》杂志上撰文,描述了十年前他在中国大型工厂里见到的那些温顺听话的工人:他们大部分是18岁的女工,厂方看中的是她们“灵活的手指”。
他们没有多少如厕和休息的时间,在休息时也得坐在指定的长椅上。相比之下,近期发生的罢工似乎表明,当代工人“吃苦”的意愿大大减弱了。“当代年轻人和他
们的父辈就像是两个不同世纪的人,”谢国忠表示。“他们想在大城市定居,而且与其它国家的同龄人一样,期待获得有趣、高薪的工作。”

对高房
价不满的背后,也存在同样的世代变化因素。面对这种不满,北京被迫冒着经济放缓的风险,遏制房地产市场。高房价迄今没有引发大规模示威游行,但紧张是确实
存在的。中国央行的一位顾问近期形容,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比美国市场在危机前的问题更加严重,原因就在于其中不但包含泡沫的元素,还存在上述政治
压力。

对于中国数千万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来说,买房是他们过上现代中产生活梦想的核心环节。年轻的中国男性社会压力最大。第一次有人跟我说买
不起房他就结不了婚时,我还以为他在开玩笑,可这是人们时常听到的话。中国的准丈母娘们似乎是不饶人的一群。

房价一路上涨,首当其冲的就是
年轻人。假如他们的父母是城里人,那么他们很可能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住房改革中分到了房子,这让他们在住宅市场里有了立足之地。但现在中国很多年轻人觉
得房价太高了。在北京等城市的郊区,生活着成千上万被中国媒体称为“蚁族”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在为寻找人生第一份工作而奔波之时,居无定所。


国近期最火爆的电视剧之一是肥皂剧《蜗居》——蜗牛的房子。该剧对房地产市场背后的政治作了尖锐的批评。剧中年轻的女主角最后成了一位政府官员的情妇,以
便为她姐姐还房贷。在许多观众看来,这部剧抓住了某种城市梦幻灭的感觉。

这一切并非预示着,一场革命即将爆发,年轻人将发起大规模
抗议,要求实行政治改革。过去20年里,中国共产党粉碎了不止一个声称其即将灭亡的预言。中国年轻专业人士的政治观点,往往着眼于现状,他们对本国精英的
看法,并未因亲历文革或1989年学生抗议遭镇压事件而受到影响。

近期,中国的年轻人在表达强烈的政治观点时,民族主义成了他们的主调。
2008年西藏骚乱、奥运火炬在欧洲传递时发生抗议期间,中国许多年轻人对西方某些政客和媒体的态度深感愤怒。如果说他们对北京有所批评的话,那就是嫌政
府对西方不够强硬。

不过,对年轻人来说,更爱国,与要求更多、更加个人主义,二者之间并不矛盾。现代化释放出了巨大的力量:中国的年轻人既
对本国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与自信,也对自己的生活抱着很高的期望。中国年轻人群体的不安分迹象,使中国未来政治走向更加难以预测。

CHINA’S LITTLE EMPERORS DEMAND THEIR DUE

China’s youth can get a bad
press. In most accounts, they are the “Little Emperors” or the “Me
Generation”, the spoilt and apolitical offspring of one-child families
who are interested in fast cars, video games and designer goods but
little else. At the main Shanghai store of Louis Vuitton there is a
queue to get in at weekends – young women wait patiently in the rope
line, as if they were trying to get into the hottest new LA club.

Yet
the Me Generation is beginning to show its teeth. Simmering discontent
about soaring house prices and the recent wave of strikes at car plants
and other factories both speak of the rising and sometimes frustrated
expectations of younger Chinese, who want more from their lives than
their parents could dream of. It is a phenomenon that could have all
sorts of consequences for China’s future.

There are lots of good
explanations for the strikes of the past two months, including low pay
and a demographic shift that is reducing the number of young people
entering the workforce. But there is also a generational shift at play.
Chinese often talk about their capacity to chi ku, or “eat bitterness”,
which helps explain their resilience amid the chaos and privations of
the past century. But the generation born in the 1980s and 1990s has
grown up among much wider prosperity, even in poor parts of the
countryside.

Twenty years ago, the main goal of many migrant
workers in city factories was to send money home to struggling village
families. Now they see the factory as part of a personal project, a
first step towards an urban life. Internet access has made them more
worldly and since a labour law passed in 2008 they have a stronger sense
of their rights.

Writing in Caixin magazine, the economist
Andy Xie described the compliant labour force he saw at large Chinese
factories a decade ago. The workers were mostly 18-year-old girls prized
by their bosses for their “nimble fingers”. They had few toilet breaks
and had to remain at their benches during breaks. In contrast, the
recent strikes suggest a workforce much less willing to “eat
bitterness”. “Today’s young adults and their parents may as well be from
different centuries,” says Mr Xie. “They want to settle down in big
cities and have interesting, well-paying jobs – just like their
counterparts in other countries.”

The same generational forces
have been behind the discontent over the cost of housing, which has
forced Beijing to deflate the market and risk an economic slowdown.
There have been no mass demonstrations about property prices but the
tensions are real enough – one adviser to the central bank recently
described China’s housing problem as being even worse than pre-crisis
US, precisely because it combined elements of a bubble with these
political pressures.

For the tens of millions of young Chinese
graduates, buying a flat is a central part of their plan to live a
modern, middle-class life. Young Chinese men feel the social pressure
the most. The first time someone told me his chances of getting married
would be ruined if he could not buy an apartment, I thought he was
joking, yet it is a refrain one hears constantly. Chinese mothers-in-law
to-be, it seems, can be an unforgiving bunch.

It is the young who
are hit most by rising prices. If their parents come from the city, it
is probable that they were awarded their government flat in the housing
reforms of the late 1990s, giving them a foothold in the property
market. But many young Chinese now feel priced out. Beijing and other
cities have thousands of what Chinese media call the “ant tribe”, young
graduates who live in precarious housing on the outskirts as they try to
land their first job.

One of China’s biggest
recent television hits was a soap opera called Woju, or Snail House. A
biting social commentary on the politics of property, it featured one
young character who ends up becoming the mistress of a government
official to pay off her sister’s mortgage. For many viewers, the
programme captured a certain kind of urban disillusionment.

None
of this is a prediction about imminent revolution or youthful mass
protests for political reform.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confounded predictions of imminent demise. The
political views of professional young Chinese often tend towards the
status quo, their ideas about China’s elite untainted by direct
experienc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r the massacre of protesting
students in 1989.

On the recent occasions when young Chinese have
expressed strong political opinions, nationalism has been the dominant
tone. In 2008, during the riots and demonstrations in Tibet and European
protests around the Olympic torch relay, many young Chinese were irate
at the attitude of some western politicians and the western media. If
they were critical of Beijing, it was for not being tougher with the
west.

Yet it is not a contradiction for young people to be more
patriotic, but also more demanding and individualistic. Modernisation
has unleashed powerful forces – pride and confidence in China’s
achievements but also high expectations about the life that can be
lived. The signs of restlessness among young Chinese make for a less
predictable political future.

上海世博 “雄心万丈”

作为上海资本主义历史的象征,今天的外滩已是焕然一新。它
即将迎来能完美折射上海勃勃雄心的一个新地标:一个华尔街铜塑“金融牛”的复制品,这头牛身上承载着这座城市成为全球最新金融霸主的无限渴望。


滩的铜牛由华尔街“愤怒的公牛”的原设计者创作完成,将坐落于极富艺术装饰风格(Art Deco)的黄浦江畔。几代人以来,这里一直是上海的象征。


过,在上海彻底重塑城市品牌的规划中,这只铜牛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将于明日开幕的上海世博会(Shanghai World
Expo),耗资4000亿元人民币(合590亿美元),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花费的两倍以上,而其影响力有可能将更为持久。

不过,定于
世博会前夜揭幕的铜牛,同时也是另一种信号:刚刚击退金融危机的中国,还计划谋求全球资本市场的霸主地位——最理想的情况是在2020年前实现这一目标。
这是中国政府为上海设定的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最后期限。


即使是体型大上一倍的公牛,也会觉得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通往2020年的道路上,存在着种种巨大的障碍——从不太可靠的法律、无法自由兑换的货币,到
人才匮乏以及45%的税率。

一位市场分析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一个屏蔽YouTube的国家,怎么可能成为金融霸主呢?”


管如此,过去一年,上海在城市转型上取得了诸多重大进展,远不局限于金融市场方面。

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世博会本身。本届世博会的规模和成
本,是英国《金融时报》许多读者闻所未闻的。以往的世博会带给世人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从埃菲尔铁塔到焦糖玉米和美国州际公路系统。与它们一样,本届世博
会或许在未来数十年都会被人铭记。不然的话,人们或许会指责4000亿元人民币的花费是个浪费。

未来6个月,世博会将接待多达1亿人,其中
95%来自中国。这将给上海一个机会,展示这场风光背后是否有真材实料。

上海的历任领导者其实数十年前就开始了城市改造,但为了世博的最新
一轮准备工作实在有些过头:在一年内,上海几乎重铺了所有街道,挖了(有时不止一次)新的下水道,铺设了新的路沿,修建了新的人行道,将庞大的地铁线路延
长了一倍。

政府重新粉刷或修缮了临街墙面——经常是在不通知所有者的情况下;高速路和桥梁上安装了明亮的新霓虹灯;居住在乱糟糟工地附近的
居民,一觉醒来,发现在原本只有泥浆和大梁的地方,种上了枝繁叶茂的树木。

似乎每天都有新的地铁线路或高速铁路建成,甚至还有一个全新的机
场候机楼。世博园区——在混浊的黄浦江江畔一块方圆5.28平方公里的土地——竖起了200多座国家、企业和市政场馆。这些富丽堂皇的欢乐宫集中展示了未
来的场景:洁净、绿色、高科技的城市生活,而上海则成为宇宙的中心。

与上世纪90年代象征着所有未来主义风格的东方明珠塔
(Oriental Pearl Tower)一样,飞碟形状的世博文化中心,注定会作为上海的最新面孔,出现在各种明信片和网页上。

变化
并非仅仅在表面:上海市政府一直在纠正市民的行为习惯,作为其称之为“精神文明”活动的一部分。

世博会有17万名志愿者,其中一些志愿者组
成了纠正不良行为的小组。他们站在繁忙的地铁里,敦促人们站在自动扶梯的右侧;他们劝阻人们随地吐痰、插队、推搡和大声叫嚷——这些都被视作上海人颇难改
掉的习惯。

他们鼓励就餐者将剩菜打包带回家;他们对在公共场所吸烟的
人进行处罚;他们甚至挨家挨户地敦促市民不要在公共场所穿睡衣——最后这项似乎是上海人最钟爱的一种生活习惯。

女士们会挎上与自己最好的睡
衣相配的手包去逛商店;在闷热的街道上,老年男子会只穿着条平角短裤。上海市政府希望消灭这种落后而令人尴尬的行为。但一些市民则反驳称,他们希望有选择
着装的自由。

对我们这些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来说,最棒的一点是,新的厕所技术已在本届世博会中投入使用。这些厕所散发出的异味很小,人的鼻
子闻不出来。

但是,中国的目标不仅仅是树立一个减少异味的榜样。本届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上海的目标是在可持续城市发展
方面引领全球。遗憾的是,本届世博会的筹备工作却很难证明上海能够做到这一点:为了美化城市,大片的传统住宅被拆除,这种不顾后果奔向未来的做法,存在彻
底毁掉历史的危险。


江路是上海一条著名的小吃街,人们在那里可以一边品尝鱿鱼串,一边吃两口倍受喜爱的上海小馄饨。这条街将被拆除并重新开发。

星巴克
(Starbucks)和卡卡圈坊(Krispy
Kreme)已进驻该街,再一次表明——正如一位长期居住在上海的人所说的那样——“如今上海已很难找到什么有趣的东西”。

一位久居上海的
外派人员表示,世博会实际上能起到好的作用:“金钱一直主宰着这座城市,剥除着它的灵魂。终于,世博会给了反对这一进程的人说话的机会。”


而,金钱就是上海的未来。每个人都认同一点:即上海将在确保中国更有效地配置投资资金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上海已朝着这一目标迈出重要步
伐。仅在过去几周,它就启动了股指期货交易和融资融券试点。与往常一样,这些交易首先在小范围展开。

若想参与股指期货交易(在商定日期以预
设价格买卖股指的协议),投资者必须拥有至少50万元人民币的开户资金,保证金比例在15%至18%,还要通过一场像英国驾照考试那样严格的考试——这些
障碍足以把大多数市场参与者拒之门外。

麦格理(Macquarie)中国股票主管迈克尔•库尔茨(Michael
Kurtz)表示:“一开始参与交易的人数非常少,因此至少在初期阶段,它的影响可能微不足道。”

不过,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中国策略师娄刚(Jerry Lou)表示:“借助这些改革举措,我们正朝着真正的市场迈出重要一步。”

上海还必须采取更
多的举措——其中一些举措完全超出了它的掌控范围。但对于一座能在午夜到拂晓的时间里,铺设完整的一条人行道、并在道上栽好枝繁叶茂大树的城市,人们不应
低估它的能力。

上海有资金、有决心,也有着无穷的抱负。它的幸运让其它城市望尘莫及。

中国私募业的“红色贵族”

在中国新兴的私募股权行业,新天域资本(New Horizon
Capital)是最具影响力和最为成功的一家公司。该公司管理着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拥有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瑞银(UBS)以及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Temasek)等诸多投资方。但光看其北京总部办公室,你是无论如何也猜不到这些的。

这家公司位于金宝大厦(Golden Treasure
Tower)——一座靠近中国传统皇权中心紫禁城的一座普普通通的建筑里。在大厦的大堂里找不到该公司的标识牌。只有来到大楼第12层,看到门内一块小小
的牌子上用中文写着“新天域成长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你才会意识到这就是它那简朴的办公室。

这家公司并不需要奢华的办公室,因为它拥有中国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温云松(Winston
Wen)。这位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Kellogg business
school)的MBA,行事低调,长相酷似其父——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温云松和新天域是新一代更为强势的“太子党”(中共高干子弟)中的领军人物。这些太子党在中国本土迅猛发展的私募股权行业占据着主导地位,通过重组
国有资产和为私企提供融资赚取巨额利润。

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私募股权交易总额高达36亿美元,占亚太地区此类交易总额的三分之一。但业内人士表示,潜在市场规模要大得
多。

据业内人士透露,太子党的权势,正使包括外国公司在内的关系不够“硬”的参与者们受到排挤。这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原因有二。首先,私募基金可以为
经济现代化,以及为资本匮乏、但前景良好的企业提供融资渠道发挥重要作用。但唯有整个行业以一种专业、充满竞争的方式运行时,这些益处才能成为现实。

其次,一些当权者担心,太子党在私募业的主导地位,会加剧公众对中共高层内裙带之风和治理不善的不满。在一个缺乏民主体制下民选机制的不透明的威权
体制内,这种担忧很难被驱散。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报》不久前进行的一次在线民意调查显示,91%的被调查者相信,所有富有家族都有着政治背景。

在接受人民网的采访时,前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表示,官员子女及亲属快速增长的财富“是老百姓最不满意的”。李金华因在1998至2008年间担任高
级反腐官员而广受尊崇。他在采访中表示,“从现在揭露的很多案件都可以看出来,很多腐败问题都是通过子女、通过亲属反映出来的。”

许多精英人士的子女都在西方接受过教育,过去15年中,他们当中很多人被西方公司和银行聘用——这些公司希望借此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赢得国有企业
在纽约或香港上市的承销权。大多数外国投资者都清楚,聘请党内高层的亲属担任顾问或雇员,有助于冲破官僚体制的阻挠和地方利益集团的阻力。

但现如今,这些机构和投资者都在竞相投资于那些一度为自己打工的太子党们创设的私募股权基金。“以前,这些有‘背景’的人的最佳选择是去高薪的西方
投行,但现在经济实力已发生了转变,”一位因话题敏感而要求匿名的业内人士表示。“现在他们跟那些外国人说,‘嘿,现在我说了算,手头什么单子都有——所
以你们把钱给我,我自己来投资,还要分到大头’。”

私募行业著名的太子党包括李瑞环之子李振智(George
Li)。他拥有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的MBA学位,曾先后就职于美林(Merrill
Lynch)和瑞银(UBS)。李瑞环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2003年间担任中国高层领导人。据知情人士透露,他的另一个儿子李振福(Jeffrey
Li)最近辞去了诺华制药(Novartis)中国区总裁一职,开始涉足私募业。

据银行家和私募股权投资者称,Wilson
Feng是党内官方排名第二的吴邦国的女婿。根据媒体报道和知情人士透露,他于两年前离开美林,成立了一家与国有核能集团有关系的基金。2006年,美林 Continue reading

Let me show you the way

Let s get fucking around here

   有人在Buzz上面发言说百度的流量在Google.cn转移至.hk以后出现了很大的提高,至于原因很简单么,Google的主页现在已经基本成为一个无法打开的提示链接网页了,如果你幸运的搜寻到了某些关键词语,那么你的可爱的小电脑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无法登陆Google,有这样一个笑话也许大家都听说过,就是在一个论坛里面发一个帖子,内容是英文字母a-z的所有字母,下面让我们用x来代表敏感的关键词,显示一下和谐版的a-z, x x c x e x x x i x x x x n o x q x s x u v x x x x,看到了么,x就是被和谐的字母,多么壮观。

   不想说太多了,近期看到一篇文章,是yoshiyukei kasai 对大陆高铁的评介,让我们不得不惊叹,日本人对于大陆的了解远超过大陆人本身,令我们汗颜和肃然起敬,中国和日本的差别是,在日本,如果有一名乘客受伤或遇难,代价就会高得难以承受,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但在中国,每年即使有1万名乘客遇难,也不会有人大惊小怪。

  

The chairman of Central
Japan Railway, operator of Japan’s oldest and busiest bullet train link,
has denounced China’s growing high-speed rail industry for “stealing”
foreign technology and compromising safety.

Central Japan Railway,
or JR Central, operates the 46-year-old Shinkansen high-speed link
between Tokyo and the western city of Osaka, and is competing with
China’s state railways for overseas business.

“The difference Continue reading

告诉我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互联网

  告诉我这是一个怎样的时间,告诉我这是一个怎样的真实情况,但是我并不相信你所告诉我的,因为你被高墙挡住了视野,你只告诉我院子里面有尘土飞扬,也仅仅告诉我院子里面衣食无忧。

   人生的轨迹就是由连续的巧合构成的,一个巧合,我来到了墙上,看到原来墙外面是这样子的,于是我翻墙出去,浏览园外风光,让我看到片面之词的另一面,让我们了解,思考,判断,原来互联网是世界的,而局域网是大陆的,国人的奴性和劣根性真的如鲁迅所言不可救药?习惯性太监思维和作风,比比皆是,就是这样,鸵鸟般的生活,真的是华夏儿女的本性么,人人都用qq,人人都用校内网,人人都用新浪微薄,难道大家真的习惯于这些阉割的太监服务商所提供的残缺的和谐资源么,为什么不努力于抬起头,呼吸新鲜空气,争取自由的思想和广阔的眼界。just only last chance

极权的诱惑 (三)

又一股“速成汉学家”的潮流到来了。他们不需要憧憬阶级斗
争与社会主义,而是要谈论商业和进出口贸易额,还要引用《论语》与《孙子兵法》的只言片语——它们模棱两可又意味深长。他们还有一种莫名的确信——中国将
再次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旧神话刚刚破灭,新神话就迅速到来。“中国的革命”仍在继续,它从意识形态转移到商业,从文革标语转移到GDP数
字。再没有人比美国人李敦白(Sydney Rittenberg)更能展现这种变化。

在一九八零年离开中国时,李敦白满是苦涩与幻灭。他
在中国已经居住了三十五年,是世界唯一的中国共产党外籍党员。他在延安的窑洞里与毛泽东谈论美国,也与周恩来相熟。他被中国革命深深地吸引,这里不仅有为
“人类的平等与正义奋斗”的理想,他也在这里找到了他一直渴望的归属感。

李敦白出生在美国南加州的犹太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出色的律师。犹
太人的身份令他对社会不公格外敏感。大学期间,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它给予他“纠正他周围充满的不公现象的希望”。接着他加入美军,学习中文,然后被派往
中国,是解决战后中国问题的美军代表团中的一位年轻军官。国民党统治区的丑陋、不公与腐败,令他心生厌恶,共产党的宣传品激起了他的向往之心。


周恩来的帮助下,他来到延安,认定这是个美丽的新世界——这里人人平等,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他也发现自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中心感,毛泽东对他倍感兴趣,
所有人对他特殊礼遇。

他找到了发挥才干的机会,他把外电翻译成中文,向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主张。他进入了斯诺、白求恩的行列,它是 Continue reading

极权的诱惑 (二)

   在苏联崇拜的所有的替代者中,毛泽东的中国扮演着最值得期
待的角色。它所激起的幻象,不仅来自于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更来自于它的古老历史。

人们再一次惊
呼资本主义的末日,但社会主义并没有他们想象得那样美好。西方受困于石油危机、经济停滞,苏联则食物短缺,它大量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小麦。即使有着如此广
袤的农田,苏联的农业仍难以生产出足够的粮食。那些赞叹莫斯科的地铁票从不涨价的巴黎人,不知道苏联的土豆价格一直在上涨。他们在人造卫星、核弹头、战斗
机、钢铁制造上表现出的不可阻挡的力量,却不能给自己的人民提供足够的生活必需品。苏联其实是一个“低度发展的超级大国”。

对共产主义苏联
的幻想,都是荒诞不经的。它宣称人人平等,却创造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它说无产阶级拥有了国家资产,但官僚系统才支配一切;它要全面的解放人,结果是对
人的全面禁锢;它声称带来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共同富足,但只创造了一片荒原……


使苏联“国家富强”,也没有表面看起来那样强大。“我们落后于领先国家五十至一白年,我们必须在十年中赶上它们”,斯大林在一九三一年说,“[它需要]一
个坚实的党把所有的努力都统一到一个方向。”它成功了,斯大林实现了沙皇时代无法实现的政治与军事胜利,苏联变成了世界第二强大的国家。成功却是建立在惊
人的代价上的。苏联农业的普遍萧条和大饥荒,为重工业提供了资金;数百万的流放者成为现代奴隶。成功也注定不可持续。“共产主义国家的增长率显著,却没什
么特殊的魔力”,保罗·克鲁格曼后来写道,“产出的迅速增长缘于投入的迅速增加:劳动力的扩充,教育水准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在硬件设施上的大量投资。” Continue reading

极权的诱惑 (一)

 这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 作者是 金融时报 中文专栏作家 许知远  希望大家读后能有所思考

  “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
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雷蒙•阿隆在一九五五年感慨道。

在法国知识分子关于未来的论战中,大多人选择了左派,苏联则是他们
的乌托邦。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一切充满指责,生产方式的非人性化,反共主义的歇斯底里,但是他们却对仰慕的苏联保持了沉默,即使当斯大林年代的大清洗与大
饥荒被披露后,沉默和忽略仍持续着。他们担心打破头脑中革命与进步的幻象,似乎这要比赤裸裸的现实残酷得多。

阿隆不是第一个发出这样的感慨
的人。十九年前,纪德前往苏联访问。“大家想要到这个处于分娩状态的辽阔土地去逗留逗留,我们似乎正目睹着这块辽阔的土地在孕育着未来。”他在《访苏联归
来》中写道。像很多欧洲与美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是苏联的热切的支持者,他们深深受困于欧洲的危机、美国大萧条,资本主义正在陷入政治、经济与人道危机,
而苏联则意味着一场崭新的可能性——集体制、人人平等,就像他自己所写的:“我爱苏联。那里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尝试,使我们心中充满了希望。”


实的苏联与纪德想象的不同。在工地,在工厂,在俱乐部,在文化馆,他看到了表面进步后不幸的个人。在倍受赞扬的集体农庄中,他发现“每一处住宅里都是


篇一律的难看的家具,同一张斯大林像……没有一点点个人的东西……连集体农庄的庄员也是一模一样,可以调换……”。而所谓的新制度带来的个人幸福,他则体
会到“众人的幸福是以每个人的非个性化取得的……是以牺牲个人而得到的”。

纪德的批评,让苏联与世界都陷入短暂的不安。苏联人给每一位访问者惊心设计了路线,让他们去同样的景点和同样人的聊天、目睹同样的成就。苏维埃的模范农庄
是沙皇时代的波将金村的延续,他们只展现应该展现的东西。很多访问者心甘情愿被此迷惑。“我已经到过未来,而它看起来挺不错。”美国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写
道。而英国费边主义的创始人西德尼·韦伯夫妇则在一场旅行后用一本九百页的书宣称《苏维埃共产主义:一种新文明》。

纪德知道自己的描述将引
起的不安,即使他对于更恐怖的古拉格群岛一无所知。另一位作家罗曼•罗兰早他五个月来到苏联,也看到了类似的景象,但他执意要把日记尘封起来,以待五十年
后发表。

纪德没能扭转世界对苏联的看法,他的尖锐声消失在嘈杂的赞扬声中了。几年后,与德国的对抗继续提升了苏联的诱惑——它的制度与军队
击败了强大的纳粹德国,或许也拯救了世界。

倘若纪德的声音可以被忽略,苏联的流亡分子发现,他们更直接、也更残酷个人经历则无人理解。苏联
的叛逃者Boris Continue reading

.cn的特色是怎样“炼”成的? By FT Kathrin Hille

 
 
    为什么喜欢FT,因为它就是一种自由平等公开的媒体的代表,每天都订阅FT的新闻,有时候需要翻墙观看,但希望公正的语言更多一些。
 
 
      

言论自由拥护者留下的鲜花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理想的破灭。“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相信互联网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开放。但现在我们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谷歌中国(Google China)的一位员工表示。谷歌最近威胁要退出中国,以抗议一连串的网络攻击。这位员工已开始寻找新工作。“我们都在说,一边是全球互联网,一边是中国,两者相当不同。”

对于互联网产业的许多高管来说,这些都是老调重弹。“中国互联网有着非常与众不同的味道,”美籍华人、助学贷款网站齐放网(Qifang)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陈国权(Calvin Chin)表示。“这种差异将保持下去,并以不同的方式发展成熟。就好像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那些与众不同的岛屿一样。”

自从16年前中国批准建立第一个互联网连接以来,全球的注意力都聚焦于网络如何能改变这个国家。对于西方世界那些认为网络天生就是开放与自由的媒介的人来说,审查和专制管控的倒退势力屈从于不可避免的潮流,只会是一个时间问题。

位于最前沿的就是谷歌——全球底气最足的媒体与网络公司。谷歌的高管为他们4年前屈服于审查体制的决定进行了辩护,称那是中国网络更加自由化的第一步,他们的本地搜索服务将是帮助打破信息流动障碍的主要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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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特色

                          中国最短的笑话:为人民服务
          中国最好的借口:国情,特色    
          中国最漂亮的牌坊:信访局
          中国最常用的官方语1:目前群众情绪稳定
          中国最常用的官方语2:目前事故已得到妥善处理
          中国最强悍的陆战队:城管
             中国最权威调查:民众对治安满意率95%
          中国最神秘的单位:某单位  
          中国最贱的民:屁民
          中国最权威的两大部门:上级部门,有关部门
          中国最真实的真相:在进一步调查中
          中国最幸福的人:二奶
          中国最自豪的新闻:GDP增长率
          中国最神秘的机构:组织
          中国最动听的话: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中国外交部最常用口头禅1:表示强烈强烈强烈谴责
          中国外交部最常用口头禅2: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方承担!
          中国最有特色的的统计词:负增长
          中国最好吃的面:基本面
          中国最神密的会:工会
          中国最有希望的人:待富者
          中国最好的职业:公污员

河蟹小花园,草尼马围观

你们这帮子人都不和谐!
 看贴就看贴,临时性抱怨什么呢?
 你哪个单位的?暂住证呢?
 你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
 政府正在打一盘很大的麻将,观棋不语真君子你们懂吗?
 老爷们拉屎要不要告诉你啊?老爷们嫖宿幼女关你什么事?滚回家继续还你的房贷喝你的三鹿奶粉吧!
 心里不舒服的话你可以去被钓鱼、可以去70码、可以去躲猫猫、可以去俯卧撑、可以去开胸、可以去被跳楼、可以去铊中毒,实在无聊还可以打酱油,那么多事情可做你非要来回帖,简直就像孙东东教授说的那样,99%都是精神病!
  这里遍地都是黑社会,就你是好人?如果你要是好人:人家都被夺冠了,你怎么被跨省追捕了?
  人家被抓了都能当选人大代表,你怎么没事被人冒名顶替上大学了?
  人家29岁靠假论文毕业都能当市长,你怎么海归学成还跳楼了呢?
  人家贪污4亿才判12年,你怎么误取17万就判无期了呢?
  人家坐火车都能临时停车,你怎么坐个公交还自燃了呢?
  你连生孩子的自由都没有,关心人家虐婴干什么?你不过是个屁,人家是从北京来的!
  再敢吵就叫城管来把你头按到油锅里去!
  你们这帮回帖的家伙,应该以邵阳市建设局局长周飞鹏重要讲话共勉:“你想不通?就去死啊!”
  至于楼主,你以为你发个帖子就很NB?
  你把事说的这么细干什么?
  你是不是党员?
  你以为你是赈灾志愿者就可以说实话?
  你以为你说实话我们就不能判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新华网都能叫他关闭,你这个帖子算什么?
  中央台记者都不能管得太多,你还是和谐一点吧!
  河南省内乡县电业局局长王国平对你这种鸟人有明确的评价:“要严厉打击发帖人!”